李霄垅，李建波 | 石黑一雄日本题材小说对战后日本受害者形象的建构

【作者简介】

李霄垅，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对石黑一雄及其作品长期关注。2008年发表论文《石黑一雄小说<浮世画家>中的背叛》（《外语研究》5）。著有《恐怖主义的病理机制：唐·德里罗反恐怖主义小说研究》等专著；在《当代外国文学》《外语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论丛》《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李建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李霄垅 副教授

石黑一雄日本题材小说

对战后日本受害者形象的建构

（本文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2018 年 4期第 118-125 页。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内容提要：细读石黑一雄的日本题材小说，可以感觉到其作品与日本重塑其战后形象的努力相吻合，而且由于他站在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的边缘，相对熟悉两边文化，深谙有效影响西方读者对日本形象认知的玄机，其作品重塑日本形象功效显著。尤其是石黑一雄在 2017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其小说助力日本从战争加害者重塑为战争受害者形象的作用更加不可小觑。

关键词：石黑一雄；《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国家身份；受害者

ABSTRACT: Aperusal of Kazuo Ishiguro’s two early Japanese novels, A Pale View of Hills and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reveals their correspondence with postwar Japan’s competition for victimhood. Due to his familiarity with both Japa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novelist has effectively turned Japan from the war perpetrator into a war victim, with the impact of this constructed victimhood rippling further after he won the Nobel Prize in 2017.

Keywords: Kazuo Ishiguro, A Pale View of Hills,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national identity, victimhood

  一  

细读石黑一雄的日本题材小说《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和《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5），隐隐可以感觉到其与日本重塑战后形象的战略努力相吻合。石黑一雄作为一位英国作家，却服务于日本的战略，其主要原因与石黑一雄的文化身份认同有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一次访谈中，他对自己日本属性的认识表露无遗：“尽管我在［英国］长大，在［英国］接受的教育，但是我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我的艺术手法，是日本的”（Johnson andPawlak 2017）。

石黑一雄小说中的日本性是较为显性的存在，甚至在他的非日本题材小说中亦较为醒目（Král’ová）。值得注意的是，石黑一雄对日本战后战略选择也深刻认同。他认为在战后的冷战世界里，“当务之急就是让日本找回自信，让日本成为民主主义和西欧资本主义的重要同盟国家。这一战略可说是极好地发挥了它的作用。我认为，倘若日本当时仍然不断地去追究战争责任，判定哪些人有罪的话，那么整个国家将会分崩离析。至少，恐怕不会达成这种奇迹般的经济复苏”（《如何直面》 108）。参加冷战，在冷战中选择站到西方一边，是日本战后的基本战略取向。而放弃对本国战争责任的追究，淡化其二战罪行，将自己的形象从加害者重塑为受害者，则是成为西方盟友的重要策略。

在梳理战后20 年二战题材文学作品的主要走向时，康菲诺认为战胜国和战败国各有特色。战胜国的文学作品充满对二战英雄战绩的回忆，而战败国多在将自己重塑为战争受害者的形象。他以德国为例，认为德国的战后文学作品有致力于将德国塑造为双重受害者形象的倾向。所谓双重受害，一是德国人的意愿遭到纳粹的绑架，二是德国人遭到苏联的屠杀和迫害。“整体而言，德国人的故事聚焦在他们的苦难上，并同时忽视其罪行”（Confino 48）。

按照康菲诺对德国文学作品重塑自己双重受害者形象的分析框架，来思考一下日本的问题，就会发现日本也在致力于将自己重塑为战争的受害者，但不是双重受害者。因为在战后安排中，日本天皇得以保留，日本人仍可效忠天皇，其国内加害日本人之源被基本排除掉了。加害源被认定来自外部，而外部的加害源又被集中到原子弹轰炸上。

一些学者认为：“受害者意识是一种长期的心理状态，包括信念、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其原因一是来自直接或间接的被伤害经历，二是对被伤害经历的个人发酵。亦即是一种被伤害经历和其长期结果所形成的受害人个性因素状态”（Bar-tal, et al. 231）。荷尔斯泰因等学者认为受害者意识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当一个社会建构起了自己的受害者意识，民众会努力维护这种意识，受害者的概念也因此会出现文化上的差异。这是因为受害者意识基于社会环境与受害者意识的互动关系（qtd. in Bar-tal, et al. 233）。

与康菲诺不同，巴尔—塔尔等人认为，不论胜负，冲突的双方都倾向于形成受害者的意识。因为一旦成为受害者，“其在冲突中所要实现的目标才是正义的，才可以将己方认作正面角色，将对手视为枉法之徒”（Bar-tal, et al. 230）。日本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形象对于其战后重建的努力也十分有帮助：“受害者的地位通常拥有能量，因为受害者会被视为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有理由被同情和关照，且可免于被诟病”（qtd. in Bar-tal, et al. 237）。

然而，这种形象重塑并非易事。日本在二战中罪孽深重，有大屠杀的残忍，偷袭珍珠港的狡诈，人体细菌实验的人性沦丧和“慰安妇”问题的无耻肮脏，从本质到形象皆不堪入目。在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体现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程度。然而美国从 “冷战” 开始即逐步转变对日本的态度，其中自然有美国战略利益的考虑，也有美国私占日本在二战中掠夺财产的传闻（Seagrave and Seagrave），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日本政府为洗白战争罪行、渲染其受害者形象所做出的努力，石黑一雄的日本题材小说颇具助推这种努力的效果。

  二  

《远山淡影》的叙事者是悦子。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在英国，改嫁给了英国人，并又生了一个女儿。整篇小说似乎是悦子给她女儿的讲述。叙述的主线是悦子在战后长崎与一个名叫佐知子的日本女子的友情与交往。受害者的身份感可以有多种呈现渠道，往往首先是通过可感的、客观的物事叙述加以呈现。在此类叙事中，领土财产被掠夺或者受到野蛮的侵害，是颇为普遍的话题。石黑一雄在《远山淡影》中对日本受害者形象的建构首先是通过与原子弹爆炸相关的空间叙事来实施的。石黑一雄基本没有直接去叙述原子弹爆炸后的断壁残垣，而是依靠不确定叙事，在叙事中尽量与原子弹爆炸场景保持足够的距离，这种距离感形成了小说对这些空间场景奇妙的叙事语气。

悦子在介绍她在长崎住处的环境时说：“离我们不远流淌着一条河，有一次我听人说，战前河岸边有一座历经多年形成的小村庄，后来原子弹落了下来，在那之后，只剩下烧焦的废墟”（A Pale View of Hills 11 ；黑体部分原为加着重号部分，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在这里，“有一次我听人说” 这个插入语显得十分突兀，但却非常必要，因为让叙事与原子弹爆炸相关的场景保持距离是石黑一雄在这部小说中坚持的原则。

执意用不确定叙事来产生距离感，这首先基于石黑一雄对日本战后战略选择的理解：“作为一个不在日本长大的人，我以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来想，日本恐怕是‘被鼓励遗忘［有关二战的一切］’吧”（《如何直面》 108）。据此似乎可以将小说中的这种不确定叙事与服务于“遗忘［有关二战的一切］”的目标联系起来。不过，这种遗忘是颇具选择性的。因为在这部小说中，引人注目的空间叙事只关涉到与原子弹爆炸相关的场景。

其实，与原子弹爆炸相关的场景不仅出现在不确定叙事中，在某些象征性叙事中，这些场景会暴露出狰狞的一面：

我们与河之间有一片荒地，有数公顷大，尽是干了的泥巴、水沟纵横。不少人抱怨这里对健康有危害，的确，这里的排水恐怖之极。不论春秋冬夏，坑洼之处总有积水，到了夏天，蚊子让人受不了。（A Pale View of Hills 11）

悦子经常到佐知子家必须穿过这片荒地，因此这片荒地在不同天气下的状况得到重复和细致的叙述。“《远山淡影》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描述佐知子住的木屋周围环境所用的词汇（亦即对旁边的小河，河上的小桥，以及小河与悦子寓所之间的那片荒地的描写），这些词汇暗示死亡（溺婴、溺猫）和毁灭，这种笔法也赋予 ‘外国’ 物事不幸的预感和凶兆”（Sim 63）。有学者也指出，小说中经常述及的那条河象征冥河，到达彼岸就意味着死亡（Shaffer 27）。这类象征叙事其实是在谴责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深刻而持久的灾害。

如果上述谴责是用特别的词汇来实现的，那么关于 “和平公园” 雕像的叙事情态却呈现出了对原子弹爆炸无以复加的怨恨：“雕像貌似一位希腊男神，伸开双臂坐着。他的右手指向天空，炸弹掉下来的地方，另一只手向左侧伸展开去，全当是在挡住邪恶势力。他双眼紧闭，在祈祷。”说到这里，叙事者情态一转，来了段幽默：“我一直觉得那尊雕像显得笨拙，把它与炸弹落下来那天的惨象和那之后的可怕日子联系起来，我一直做不到。从远处看，这尊雕像近乎滑稽，像个警察在指挥交通。在我心目中，它不过是一尊雕像而已，而大多数长崎人似乎将它看作是某种形式的态度，我怀疑大家的感觉也许和我一样”（A Pale View of Hills 137-38）。这里的 “可怕” 和 “滑稽” 形成巨大张力。“滑稽” 用的是 “comical”（带有喜剧性的）这个词，与所叙述事件的悲剧性形成强烈反差，显然带有黑色幽默色彩。其中五味杂陈：既有对美国投放原子弹荒诞性的嘲讽，也有对用一尊雕像抚慰原子弹爆炸创伤做法的不屑，更有对原子弹轰炸难以言说的愤怒。严重的是，如果读者在此处也因感觉雕像滑稽而露出笑容，他也许已经无意识地接受了这段叙事所蕴含的情感。

因此可见，如果小说中不确定叙事表现的是对原子弹爆炸的“遗忘”，那么这种 “遗忘” 是受害者的 “遗忘”。这些不确定叙事通过叙事语气和原子弹炸后场景之间的张力，有效地呼唤着读者对日本受害者身份的认同。象征性空间叙事中的凶兆四伏更是让谴责原子弹轰炸的声音在四周弥散。空间叙事中的黑色幽默也饱含对原子弹轰炸的愤怒。在小说里没有日本加害的空间叙事，只有日本受害的空间叙事，这种选择性促使读者遗忘了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身份，而能记得住的恰是那些表面上处于被遗忘中的日本受害的场景叙事，耳边听得到的尽是 “高尚大度的” 的受害者的 “委婉” 言说。

  三  

受害者形象塑造的最有效手段是讲述受害者的悲惨故事。但是在《远山淡影》中没有原子弹爆炸的直接受害者描述，而是着重叙述了作为原子弹爆炸间接受害者的妇女和儿童的微妙创伤。

作为不确定叙事者，悦子本人的故事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评论者认为悦子和佐知子有替身（doppelganger）关系（Sim 56）。佐知子的经历也许才是悦子的真实经历。悦子像其他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长崎妇女一样：“历经千辛万苦，有伤心可怕的回忆。但是看着她们天天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忙前忙后，我很难相信—她们的生活中也曾有过战争的悲剧和噩梦”（A Pale View of Hills 13）。当然作者在叙述悦子忙得不亦乐乎时，仍然会以巧妙的手段刻画悦子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创伤。她公公绪方先生请悦子拉段小提琴，悦子说她已经许久不拉了。绪方先生说道：

“太可惜了，悦子。你以前拉琴那么投入。我记得你经常半夜拉琴，把一屋人都吵醒了。”

“把一屋人都吵醒了？我干过这种事？”

“你吓坏了，这不奇怪。咱们都被吓坏了，咱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A Pale View of Hills 57-58）

三更半夜拉琴，吵醒一家人，而拉琴人却一点都不记得曾经做过这等事，绪方先生进行点题，说明了这段叙事的真意：这是战争带来的伤害。这种伤害的呈现，别开生面，比呈现表层的伤疤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细节也让我们对悦子的不可靠叙事增加了一个理解维度：悦子叙事的不可靠性本身也是战争伤害的结果。

佐知子的穷困潦倒是战争之罪。她本来生活优裕，她说：“我嫁入了名门望族。战争会带来这么大的变化，真是没有想到哇”（A Pale View of Hills 75）。在谈到她女儿的际遇时她不无怨艾：“要不是发生了战争，要是我丈夫还活着，在我们这种地位的家庭里，万里子本该受到百般呵护”（A Pale View of Hills 45）。

关于佐知子的叙事有一点引起了评论者的注意，这就是佐知子的故事借用了《蝴蝶夫人》的故事结构（Sim 55）。像蝴蝶夫人一样，佐知子也在跟一个不负责任的美国人同居，这个名叫弗兰克的美国人几次三番声称要带佐知子和她的女儿去美国生活，却从未兑现。佐知子每天跪着擦地板，积攒去美国的路费，眼看攒够了，弗兰克却把钱尽数拿去酒吧，与酒吧女厮混，三天把钱花个精光。蝴蝶夫人是因被美国人抛弃而自杀的典型东方女性受害者形象，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她的受害者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将佐知子与蝴蝶夫人隐性关联，使佐知子的受害者形象更加易于接受，其中的道德和情感蕴含更加丰富。

如果说佐知子是悦子的替身，那么万里子便是悦子在日本时的女儿景子的替身。小说中的万里子是儿童受害者的化身，她的童年不仅被剥夺了幸福优裕的生活，只能在泥淖中玩耍，而且间接受到战争灾害的惊吓，精神已不太正常。那是在战后不久的一个早上，佐知子讲述道，万里子由于心情不佳跑出了家门，佐知子在后追赶：

万里子跑进一条巷子，我在后面追她。巷子尽头是条运河，一个女人跪在河边，胳膊肘以下都浸在水里。是个年纪轻轻的女人，骨瘦如柴。一看到她我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她回过头来冲万里子在笑。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万里子一定也觉察到了，因为她停了下来。起初我以为那女人的眼睛瞎了，她是那样一种表情，好像什么也看不见。唉，她把手臂从水里抽出来，让我们看她把什么按在水中。是个婴儿。我赶忙抓住万里子，离开了那条小巷。（A Pale View of Hills 70）

这段读来像惊悚小说。万里子此后常在深夜或者别的时候往门外或窗外看，问她看什么，她说在看那天见到的女人，当然屋外并无一人。她的性情、言语和行为都变得十分怪异。对于小说中的替身关系的揭秘都与对万里子的叙事有关。一是悦子在向其在英国出生的女儿述及景子时，说在日本时带景子去稻佐山游玩的那天是景子最高兴的一天。但在详述这件事的时候却成了悦子和佐知子带着万里子在游玩。二是当佐知子决定跟弗兰克去美国（又是一次结果渺茫的承诺），因为无法带走万里子喜欢的几只小猫崽，就把它们关进篮子扔到了河里，万里子沿河追赶，却没有追上，绝望地躺在桥上。悦子找到了她，与她进行了类似母亲劝说不同意随改嫁的母亲去远方的女儿般的谈话，而且竟这样说道：“如果你对那边不喜欢，我们总是可以回来的”（A Pale View of Hills 169）。这里的 “我们” 进一步暴露了悦子跟这个 “万里子” 的真实身份关系。

景子是随悦子到了英国的，而且长大成人后自杀了。悦子叙述道：“英国人喜欢把我们想象成天生爱自杀的民族，为什么自杀好像无须多做解释”（A Pale View of Hills 6）。这段叙事意在提醒西方读者思考景子自杀的深层原因。其实，绕了很大的弯，作者的真实意图是想说：景子自杀了，因为她从小就受到战争的惊吓，她是二战的受害者。

  四  

《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中各有一位着墨较多的负有战争罪责的人物。在前者里是绪方先生，他在战时是学校教师，他的罪责是鼓动他的学生参军参战，多数去而无还。在后者里是一位名叫小野增二的画家，他在战时画军国主义宣传画，为日本侵略战争造势。这两个人物的罪责似乎是间接的、边缘的，但是在石黑一雄的两部日本体裁小说的人物类型光谱中，他们象征的应该是负有战争罪责的战后日本人物类型。把他们的罪责限定在教书和画画的范畴内，较易将负有战争罪责的人物类型也进行受害者化处理。

在《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里，负有战争罪责的两个人物似出同一原型，二者的加害方式相似，二者的“受害”也类似，都是面临促其认罪的强大压力。《远山淡影》里绪方先生有一件放不下的心事，这就是他的学生松田重夫在期刊上发表文章，论及绪方先生及其同事。尽管绪方先生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用了轻描淡写的语气，但不难看出，松田重夫的文章是在谴责绪方先生之流的战争罪行：

真是件怪事。他谈论到我和远藤博士，关于我们退休的事。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他好像在说，摆脱了我们，这一职业才好了起来。事实上，他甚至隐含地说，我们本该在战争结束时被开除。真是怪事。（A Pale View of Hills 27）

在《浮世画家》中，小野所承受的认罪压力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叙述。他对战争罪责的否认态度成了他女儿嫁不出去的重要原因；与他负有同等罪责的作曲家自杀谢罪了，小野似乎也有了自杀谢罪的必要。虽然他为了女儿嫁人，违心地承认了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但是他仍然坚信：“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的国家在打仗，你尽全力去支持自己的国家，这没有什么耻辱可言。有什么必要以死来道歉呢?”（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55）。

对于绪方先生和小野增二，石黑一雄是当作正面人物来描写的。他们正直、有信念，他们默默地但却坚韧地忍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浮世画家》的结尾部分，小野增二有这样一段沉思：

（松田）也许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确实看到一些瑕疵，但他肯定也认识到，他能够引以傲的正是这些方面。正如他指出的，他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欣慰地知道，不管我们当年做了什么，都是凭着一腔热血去做的。当然啦，我们有一些大胆的举动，做事情经常过于投入。但这比起因为缺乏勇气或意志力，而从来不敢尝试自己相信的东西来，肯定更值得称道。（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201-202）

俗话说，见友知人。是说要了解一个人，只需看他交的是些什么样的朋友便知。而石黑一雄对这两位负有战争罪责的人物的界定是通过相反的手段来完成的，即见敌知人。绪方先生和小野增二都有自己的敌人，而那些敌人都是背信弃义、苟且偷生的人物。

绪方先生的敌人是松田重夫，松田之所以能获得教师职位是凭借绪方的引荐，而松田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而写文章谴责绪方在战争中的罪行。《浮世画家》中小野增二的敌人是慎太郎。在小野名噪一时的时候，慎太郎求小野写过一封推荐信。凭借小野的这封信，慎太郎的弟弟谋到了一份好工作。当时慎太郎带他弟弟来到小野的门外，鞠躬行礼，千恩万谢。可是到了战后，慎太郎又来请求小野写一封信，想证明的却是其在二战中未受过小野的恩惠，而且曾经与小野的军国主义思想做过斗争。这封证明信将交给慎太郞的美国老板，从而保住自己的工作。小野背对慎太郎而坐，以沉默来忍受或曰谴责慎太郎的背叛。

将背信弃义的人物置于这两个负有战争罪责者的对立面，完成了绪方先生与小野增二这两人的正面人物定位。可是石黑一雄并未止于此，他的正反面阵营划分还借助于冷战世界的政治格局。在《远山淡影》中，绪方是这样责备松田重夫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被什么思想啊、理论啊冲昏了头，不过他可能会收回前言并道歉的。我想他写那篇文章时是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共产主义的书。”（A Pale View of Hills 71）

将负有战争罪责的人物的对立面界定在共产主义阵营，这对西方读者的价值判断具有魔法一样的影响。石黑一雄在叙事中没有遗忘战争的加害者，只是遗忘了他们的罪行，而且通过魔术一般的手法，将战争的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

  五  

有学者认为：冲突的双方会就受害者身份进行竞争 (competitive victimhood)，都会不遗余力地说服自己的社会、对手以及国际社会，自己是冲突中唯一的受害者；取得受害者身份是有“奖赏”的，会获得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大量援助和利益，而且“获得受害者的地位已经成为一种逃避罪行和责任的机制性方式”（qtd. in Bar-Tal, et al. 246）。但在受害者身份的竞争中，受害者会特别强调自己的受害方面，因此会导致对自身以外的人和事的理解能力丧失，出现所谓的“受害者身份利己主义”（egotism of victimhood）：

这样的结果在日本社会的例子中可见。日本成为经典且代代相传的历史叙事聚焦在二战期间日本士兵和平民的死亡和苦难，省略掉了日本所导致的其他亚洲人的死亡、苦难和毁灭。大部分日本年轻一代因此认定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和侵略者。恰因这种受害者的自我认知，“许多日本人被要求承认别人的受害者身份，特别是承认日本是加害者时，会从内心感到不可理解，因为他们对这种说法闻所未闻。”（Bar-Tal, et al. 252）

石黑一雄在其日本题材小说中的叙事是与所谓日本经典历史叙事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是 “受害者身份利己主义” 的艺术文本。其艺术性叙事巧妙地隐去了日本的战争罪行，用西方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将日本从空间到心理、从平民妇女儿童到负有战争罪责的人物都进行了受害者化处理。回避日本的战争罪行，将身为战争加害者的日本描述成战争受害者，这本身是对真正的战争受害的继续加害。这种畸形的受害者集体身份的建构也必然导致 “冲突的持续”（Bar-Tal, et al. 230）。日本是二战中罪行昭著的加害者，让诸如美英等二战对手国家的读者认同其为受害者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得不承认，石黑一雄以暗渡陈仓的笔法，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样的任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算得上是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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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献

Bar-Tal,  Daniel, Lily  Chernyak-Hai,  Noa Schori,  and  Ayelet Gundar. “A  Sense  of Self-perceived  Collective Victimhood in Intractable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d Cross 91 (2009): 229–58.

Confino,  Alon. “Remembe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5–1965:  Narratives  of  Victimhood  and Genocide.” Cultural Analysis 4 (2005): 46–75.

 “How to Face The Buried Giant: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Trans. Chen Tingting. New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1 (2017): 105–12.

［《如何直面“被掩埋的艺人”—石黑一雄访谈录》，陈婷婷译，《外国文学动态》2017年第1期，第105–12页。］

Ishiguro, Kazuo.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6.

---. A Pale Viewof Hills.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2.

Johnson, Simon, and Justyna Pawlak. “Mixing Kafka with Jane Austen: Ishiguro Wins Literature Nobel.” Web. 2 January 2018.<https://www.yahoo.com/news/kazuo-ishiguro-wins-2017-nobel-prize-literature-111122308.html>.

Král’ová，Martina. “Japan in the Novels of the Brit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 Thesis. Univerzita Karlovav Praze，2008.

Seagrave,Sterling, and Peggy Seagrave. Gold Warriors: America’s Secret Recovery ofYamashita’s Gol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

Shaffer, Brian W.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8.

Sim, Wai-chew. Globalization and Dislocation in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Lewiston, Queenston and Lampet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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